我今天在这里作为我州民族团结进步奖获得者向大家介绍我的经历，我感到万分的激动和不安。我要首先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肯定。但令我不安的是，与在座的各位获奖者相比，我所做出的成绩微不足道。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报效桑梓父老恩”。

一、感恩戴德，勤奋学习

我是1961年出生的，再过几天就是我46岁生日。也许是进入了岁月的秋天的缘故，我常常回忆46年来所走过的每一步。

我出生在鹤峰的一个小镇，还不到7岁父亲便故去。所有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我的母亲身上。是国家给了我们兄弟姊妹抚恤金，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我们伸出援助了之手，帮助我们度过了艰难的童年。

    我在1977年7月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是党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我才有幸与数百万知青一道参加了高考的角逐，考入恩施医专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习；在大学的4年里，是国家给予贫困生的特等助学金，帮助我顺利的完成了学业。

    在从事临床工作与教学的过程中，学校反复送我到华西医科大学、解放军进修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进修学习，提高我的业务和管理能力，才成就了我的今天。

可以这样说，没有党和国家的资助，没有我所工作和学习的单位的悉心培养，没有家乡父老的关怀，我就不可能顺利成长，更不可能取得现有的成绩。对此，我时刻铭记在心，更怀着一颗报恩感德之心，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

    医学不同于其他门类学科，一方面在于从事临床工作，需要临床医生积累大量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医学科学迅速进展，知识爆炸，需要临床医生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我在临床上始终坚持向科室老专家学习，细心观察病人疾病体征、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体会诊疗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积累自己的临床经验，提高临床技能。在当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的十几年里，记不清有多少个24小时完全泡在病房里，在为病患服务的同时，获取自身成长所需养分。同时，我还注重从书本和医学专业杂志中吸取新的知识。上班时挎的军用书包里，总有几本专业书籍。当时，虽然我的工资不多，但在购买医学书籍和订阅专业期刊时从不吝啬。不论是开会还是在外出差，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次回家总要带回几部医学专著。从日本回国前，我从邮局寄回了大量的专业书籍，仅邮寄费就花去了数千元。几十年来，我家的格局几乎没有变化，但书籍却在不断增加，总价值达数万元。

二、进修风湿，力克顽疾

1992年，我组织完成了鄂西山区风湿热和风心病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科研项目，并参加了同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日医学大会，期间结识了时任中华风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的我国著名风湿病学家施桂英教授。她的演讲为我打开了“风湿病学”这扇窗口。如果说参会以前我对风湿病有所认识，认为风湿病不过就是风湿热和类风湿关节炎；参会中则把我变成了“风湿病”白痴：原来对风湿病的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风湿病包括十大类数百种疾病！这些疾病无时不在危害着人民健康！强烈的求知欲和为山区人民风湿病诊疗做点事情的想法，使我产生了学习风湿病专业的想法。1993年春，受施桂英教授邀请，我来到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进修学习。其间，施桂英教授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对病人认真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使我受益无穷；风湿科繁多的病种和相关知识令我如痴如醉。在一年的进修中，我白天泡在科室看病人，晚上在图书馆翻阅国内外有关风湿病文献，如饥似渴的学习着风湿病知识。这一年里，我参与抢救了重症肌炎患者和其他危重患者。记得有一天，当我值班时，由急诊科转来一气管插管的14岁狼疮脑病患儿，频繁抽搐，呼吸困难，濒临死亡。我在听诊时发现一侧肺无呼吸音，叩诊呈浊音，马上想到可能是气管插管过深，立即申请床边X线检查得到证实。退出气管插管后呼吸困难迅速缓解，经大剂量激素冲击后患儿病情获得控制。及时避免了一起严重医疗事故。我作为进修生荣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三等奖，这在解放军总医院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进修期间还完成了了数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和《人民军医》上。所采写的新闻稿《总医院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发表在总医院报上并获最佳通讯奖。为此，施桂英教授特意为我申请了硕博连读名额，希望我读她的研究生，以便继续在总医院学习和工作。但我还是服从了学校大局，在学校领导的挽留下回到附属医院工作。

学成归来后，在附院领导支持下，由我主持创办了全州第一个风湿病专科，在我州首先开展风湿性疾病的正规诊疗工作。这在全省也是较早的。我们率先开展了类风湿因子定量及抗核抗体谱等检测，提高了风湿病诊断水平；率先开展了慢作用药物联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使许多前来就诊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获得了良好控制。我记得，1994年我科刚开展工作不久，接诊了某公路局的一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她因受类风湿关节炎折磨不仅终止工作也不能自理生活，曾辗转武汉、咸宁和洪湖诊治未见效果，在我科接受慢作用药物维持治疗后，获得了长期缓解，恢复了工作和生活能力；某银行职员因尿道炎和关节炎分别被他院误诊为“淋病”和“风湿性关节炎”不能获治，是我科为他作出了“赖特综合征”的正确诊断和治疗，重新恢复了他的生活勇气；中山医科大学叶教授来附属医院讲学期间突发单侧膝关节炎，他在就诊时述及该症状首先在外伤后发作，曾在广州中山医院和西安西京医院诊断为“创伤性关节炎”，但是，我通过认真问诊和检查，最终纠正诊断为痛风性关节炎，通过合理治疗，使其一夜之间症状获得缓解。他在次日的讲学中感慨的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向阳就是附院众多神仙之一”。类似例子举不胜举。十余年来我所领导的风湿病专科诊治了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皮肌炎和多肌炎、莱特综合症、反应性关节炎、牛皮藓关节炎大量风湿病患者，风湿病专科成为该院重点专科之一，四川、重庆、湖南等周边地区的患者纷纷慕名而来。 

三、跨海东渡，求学日本

2001年5月，在施桂英教授的大力推荐下，我获得了去日本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风湿病研究中心留学、学习研究风湿病的机会。当时，我已年届40岁，并且是湖北民族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和主任医师。孩子正在上高中，而且刚刚做完胆囊手术，需要我的照顾。父母都已垂老，担心还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去与不去，十分矛盾。但是，为了学习先进的风湿病研究方法，提高风湿病研究水平，探索新的有效的诊疗途径，为病人解除疾苦，我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留学，以不惑之年东渡日本，在日本风湿病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为了尽快使风湿病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于2003年回国后，又于次年2月再次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风湿病学家、亚太地区风湿病协会（APLAR）主席、日本风湿病学会主席西冈久寿树教授。

然而，留学毕竟不是梦。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体会是，“留学难，难在过三关！” 这三关就是思乡关、语言关和研究关。初到日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没有朋友，孤单寂寞，日子最是难熬。而且心中还牵挂着家里，孩子手术后是否完全康复？学习压力是否能够承受？妻子工作忙，身体又单薄，双方四个老不是你住院就是我住院，都需要她照顾，是否吃得消？为了及时听到妻子、孩子和老人的声音，我每个月花在电话费上的钱折合人民币，就达2000元以上。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深深体会到，留学海外，思亲之苦，与日俱增，岂只几个佳节！

我没有学过日语，却去日本留学，胆子确实够大。幸好，我所在研究所的交流语言是英语。遗憾的是，我们这些毕业了20来年的医生，虽然有较好的读写能力，却在听力方面极差。而且，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带有浓浓的日语口音，更难听懂。最初的交流，犹如在听天书，不懂导师说什么，还做什么研究？

第三关，研究关。在国内，我虽然作过一些研究，但老实说，都是低水平重复性验证性研究，很少作高水平、独创性、前瞻性研究。而我所在的研究所是全日本最好的风湿病研究机构，瞄准的皆是世界科技前沿课题，每年均有数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各种高水平国际性杂志上。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和掌握研究技术，还要阅读大量英文文献，确定自己的课题，并进行预实验。然后在研究所每月一次的研讨会上，做开题报告或实验进展报告。还记得我作第一个开题报告时，紧张得不能自已，未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该研究所副所长对我讲了一句话：“as a scientist, you do your experiment not by hand but by mind”，意思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你应该用脑子做你的研究，而不是用手去做研究。因为这句话，我留下了伤心的眼泪，这个日本人不是在说我这个中国人没有脑子吗？也是因为这句话，使我学习实验技术更加刻苦，思考研究目标更加深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瞄准研究前沿，设计出合理的研究方案，取得最好的研究结果，让日本人看看一个中国人的脑子是愚蠢还是聪明。

浓浓的思乡愁情，怪怪的日本英语，艰难的课题选择和尖端的研究技术，并没有熄灭我的求学之火，反而激发了我奋力拼搏的决心。在赴日本的最初三个月，我以瘦掉四十斤体重为代价，克服了语言、研究和生活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确立了以蛋白组学方法研究风湿病的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我的不懈努力，我在骨关节炎患者中找到了两个新的自身抗原，并通过动物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两个抗原参与了骨关节炎的发病。此前，骨关节炎一直被认为是老化性疾病。我的研究则证实该病的发病还与自身免疫有关。这一发现为拓宽骨关节炎的诊断和治疗途径提供了科学依据。2004年，我的研究成果《用蛋白组学方法研究骨关节炎自身免疫性－TPI是骨关节炎特异性自身抗原》发表在风湿病专业国际最高级别杂志——美国风湿病学会主办的《关节炎与风湿病》杂志上，达11个页面。2006年3月，我的又一篇研究论文《微纤维球蛋白－4是骨关节炎自身抗原》发表在号称美国免疫学会主办的世界顶级32个杂志之一的《免疫学杂志》上。两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均达到7分以上，被从事风湿病研究的同行公认为重要发现。2006年6月，我以全优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与答辩加权分满分为50分，我获得了48分。这个分数远远高于和我同期答辩的日本博士。当我从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校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时候，得到了在场所有教授的热烈祝贺。前面那位自负很高的中岛教授还专门走到我面前为我祝贺。这一刻，我再次流下了眼泪：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为祖国丢脸；我作为一个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土家汉子，在日本挺起了自豪的胸膛。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几年来，我共在国际国内学术杂志，包括《关节炎与风湿病》（A＆R）、《免疫学杂志》（J Immunol）、《关节炎治疗与研究》(ART)、《骨关节炎与软骨》(O&C)等国际重要杂志上，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作为知名学者受邀为国际著名杂志如《狼疮》、《风湿病现代观点》和《整形外科学现代观点》等撰写了多篇综述。我所进行的研究课题在历届全国风湿病学术会议上交流，并连续4年在美国风湿病学年会上交流，多次在欧洲风湿病学年会、亚太地区风湿病学术会议等国际风湿病学术会议交流。我最近完成的多肽组学研究风湿病标记课题获得重大突破，该研究论文再次刊登在国际风湿病学界最高等级杂志《关节炎与风湿病》2007年6月版上，这是我回国后第一篇以湖北民院为作者单位发表的国际性重要学术论文，也算是我向家乡父老和母校献上的一份厚礼。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位日本导师和研究所的同事。在我留学期间，他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他们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们是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石。

四、大爱无私，默默奉献

常常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我虽称不上成功，但是我的夫人确实是这样一个为了爱默默奉献的女人。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求学是1987年，工资只有74元，她给我寄走了70元；第二次出门求学是1993年，工资涨到400余元，她给我寄去500元；这一次，当我再次踏上去异国求学的路时，她拿出了平时省吃俭用的所有积蓄为我置办行装、准备路费和生活费。我去了日本，她本可以一块儿去陪读，可是为了照顾还在上学的孩子和双方年迈的父母，她选择了留在家里。我为了自己的事业不顾家庭，而她却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不顾自己；每一个漫漫的长夜当我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时候，是她守候在计算机旁陪丈夫聊天，为我排忧解难；当我需要国内资料和信息时，是她想尽千方百计为丈夫落实；当双方的父母生病住院时，是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守候在病榻前，代表儿子和女婿尽孝，使丈夫能够安心学习。当她自己生病几次被疑诊为癌症时，是她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的痛苦，而不影响在远方学习的丈夫。在她的悉心培养下，孩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不仅如此，她还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工作。几十年来，她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等，堆成了小山。但她说，她最看重荣誉证书还是湖北民院和省工行授予的《五好文明家庭》。丈夫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孩子在学业上能够长进，就是对她的回报，也是她最大的幸福。在这里我要深情的说一声，谢谢你，我的好妻子！   

五、回归故里，报效桑梓

我是2006年8月回国的。由于我所作出的优异研究成绩，我所在的学校已决定聘我为该校讲师。但我深知，我的祖国需要我。回国后，作为在国际风湿病学界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我，本可以去条件更好的大学工作，面对湖北民院和附院领导的真诚挽留，我再次选择了留下。其实，我已经放弃过很多次离开故乡的机会。1994年，当施桂英教授专门为我申请了硕博连读名额时，我服从了学校对我的挽留；1998年，当我通过数轮考核，被接受为浙江某妇儿医院儿科主任时，我同样服从了学校对我的挽留；2000年，当我由施教授推荐至青岛工作时，我还是服从了学校对我的挽留。

说句老实话，我也希望在中心城市工作，在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研究条件，在那里生活更加丰富，在那里国际交流更为便捷，在那里我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但我仍然选择了留下。因为，在这里我得到了湖北民族学院和附属医院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期待我留下的目光；在这里，我更感受到了恩施山区亟待治疗的成千上万风湿病患者希望我留下的心愿。

我要感谢湖北民族学院领导集体，为了支持风湿病研究，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承诺拿出专项资金1000万元建立风湿免疫研究所。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了湖北民院重视科研、尊重人才的胸襟，也将为我州高水平医学研究特别是风湿病研究打下基础。我还要感谢附属医院的领导集体，为了支持建立风湿病治疗研究中心，在19层大楼已经动工后，不惜停工，重新设计，增加1000万预算，新增两层作为风湿病研究所基地。我相信，当附属医院新大楼落成以后，将大力提高我院对风湿病病友的接诊能力。

风湿病是一类常见疾病。据流行病学调查，在我州仅类风湿关节炎患病人数就达2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疾病病情复杂多变，早期诊断困难，缺乏特效治疗，导致关节功能残毁，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为我州脱贫致富、建设和谐社会增添了不小的障碍。能够让其中多数病人及时获得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帮助上万个家庭摆脱风湿病折磨，走上致富之路，是湖北民院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根本目的。

在我返校工作的10个月里，在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以中西医结合为基础的风湿免疫科。我坚持每周1、3、5上门诊，2、4、6在病房查房，积极收治病人，力求为风湿病患者提供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争取尽早控制病情。在科室，我提倡无论病人地位高低，富贵贫贱，都是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只有建立友好互信的医患关系，才能保证抗风湿治疗的顺利进行，并获得良好效果。我坚持手机24小时开机，及时回答病友的问题，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鼓励他们坚持治疗。值得欣慰的是，几个月来，最初开始治疗的诸多类风湿关节炎病友们，有的已经恢复了工作能力，有的已经得到了控制。看到他们复诊时的笑脸，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目前，我们风湿免疫科所采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性疾病的综合治疗方法，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还将充分利用我州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挖掘有效的道地中草药，走有我州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坚信，无论在今后风湿病诊疗研究的道路上充满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不停歇我们的求索，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我们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有附院同事的共同努力，更有父老乡亲的热切期望。